“干的是一样的活，拿到的工资奖金却只有正式工的一半，社保费、过节费、车贴、餐补少得可怜……不知道哪天就会被炒了，没有归属感！”网上的一个帖子，道出了许多劳务派遣工的心声。

 

　　韩正市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提出要“规范劳务派遣”。记者请来3位市人大代表普陀区总工会原主席严爱科、上海富大胶带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立、上海市安装工程公司一分公司高级技师张雄伟，以及市政协委员、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柳宏，共同就此交流看法。

 

　　非公企业普遍用劳务工

 

　　严爱科:去年5月，上海出台了《关于规范本市劳务派遣用工的指导意见》，不少国企已开始对劳务派遣工进行梳理。去年，市国资委系统劳务派遣用工总量减少了3.2万人，降幅达15%。然而，我参加市人大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发现，在许多非公企业，劳务派遣工依然十分普遍，在有些加工制造企业，劳务派遣工使用比例达90%。

 

　　陈柳宏:上海劳务派遣工的使用中，主要有三个问题：使用单位多达4万多家、劳务派遣员工100多万人；劳务派遣公司数量无序扩张，经营企业达1.5万多家；很多企业实际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岗位，与劳动合同法第66条所界定的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的原则严重背离。

 

　　张雄伟:在上海工作的大部分农民工都是劳务派遣工。我自己也曾是个“劳务工”。我1989年从江苏来上海打工，直到2009年户口落到上海，才成为正式合同工。我接触到的许多农民工兄弟，最大的心愿都是成为合同工。他们说：“因为不是正式员工，干活心情不一样，没有归属感。”

 

　　严爱科:使用劳务派遣工，企业可以降低成本、规避劳动关系中的矛盾。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劳动纠纷，企业可以把职工推向中介公司，而中介公司又能承担多少责任？一句话：企业用劳务派遣工是为了省事！

 

　　企业“省事”损失忠诚度

 

　　主持人:去年11月，上海出台规定，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从“综保”转为“城保”。无论是否使用劳务派遣工，企业在社会保险这一块成本都无法“节省”，这给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提供了契机。

 

　　袁立:用劳务工，看上去企业是省了一块，但损失的却是员工的忠诚度。我们公司共700名员工，没有一个是劳务派遣工，全部签订劳动合同。在我们企业，无论是管理岗位的、市场营销的，还是一线工人，无论是上海户籍的还是外来农民工，都缴纳四金，福利待遇都一样，还有股份、分红。员工有了归属感，就会尽心尽责地工作。

 

　　严爱科:企业用劳务派遣工的另一个原因是用工灵活，可以随便炒职工鱿鱼。

 

　　袁立:没有归属感，就没有安全感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二条就是安全需求。企业管理者不能忽视员工的这一需求。我有个理念：不要把员工当雇工，而要把员工当合伙人。我们每年把纯利润的一半拿出来分给员工，但绝不搞平均主义，而是实行绩效挂钩，赏罚分明。

 

　　多管齐下落实同工同酬

 

　　主持人:那么，怎样才能尽快规范劳务派遣制度，让更多劳动者有安全感、归属感呢?

 

　　陈柳宏:我建议：第一，实行劳务派遣许可审批制度，严格控制劳务派遣企业准入门槛，对“异地派遣”劳务工的企业实施进沪许可证制度。第二，严格按照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原则，效仿现行的行业特殊工种、提早退休的认定报批程序模式，由企业申报这三类岗位，经人保部门批准、备案，才能列入可以劳务派遣的岗位。第三，严格按照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，把劳务用工岗位的工资性收入的标准，列入企业薪酬系列。

 

　　严爱科:现在多数派遣单位没有工会，有的用人单位的工会也没有把派遣工纳入其中，所以劳务派遣工很难维权。在这次人代会上，我的书面意见是，通过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立法来规范劳务派遣。劳动者的工资一定要通过平等协商才能确定。然而，劳务派遣工不是工会会员，不能和企业直接协商。因此，我建议上海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立法，这样能促进企业尽快规范用工，让更多的职工甩掉“劳务工”的帽子。